主流媒体娱乐化之殇——苏俄媒体转型的教训及启示
原创 李佳 何明星 传媒
所谓主流媒体，指的是在一个国家、地区中，在新闻舆论、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承等方面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专业媒体机构。主流媒体通常能够起到典型示范和舆论引导作用，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主流媒体的示范与引导作用更加重要。中国传媒业在40多年的改革发展过程中，在图书、报纸、电影、电视、互联网等十大领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步和成绩。但中国主流媒体存在泛娱乐化的现象，对年轻受众的价值观、人生观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2021年10月29日，中宣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对上海、江苏、浙江、湖南四家省级广播电视台进行约谈，指出各卫视频道存在过度娱乐化、追星炒星等问题，必须坚决整改，这是国家为引导传媒业健康发展所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
所谓泛娱乐化，就是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为核心，以现代媒体为主要载体，以内容浅薄空洞的方式进行戏剧化的滥情表演，以此来迎合低格调受众需求的一种文化现象。尼尔·波兹曼在其着作《娱乐至死》中已经指出泛娱乐化的后果：当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结果将导致人们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
2021年是苏联解体30周年。自1985年戈尔巴乔夫发起“新思维”改革，以公开性、民主化为指导思想的政治体制改革浪潮也开启了媒体的转型道路，由此，苏联主流媒体率先摆脱国家意识形态部门的管控，接受商业利益驱动，走上了娱乐化发展道路。虽然媒体内容日益多元化、多样化，但总体上是从严肃高雅向娱乐低俗激烈转变。转型后的苏俄主流媒体给社会文化事业发展带来深刻影响。本文通过分析苏俄主流媒体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娱乐化发展路径，指出主流媒体主动放弃意识形态主体责任造成的严重后果，以此提醒中国传媒行业也要充分警惕泛娱乐化的问题。
一
苏俄主流媒体的娱乐化转型
苏俄主流媒体的娱乐化转型使媒体内容变得丰富多元，但主流媒体娱乐功能发生异化，导致色情信息在主流媒体中泛滥。
1．媒体内容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新思维”改革之后，苏联媒体数量激增，媒体内容变得更加多元化、多样化。根据国家出版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显示，1970年苏联全国发行的报刊仅有28种，平均每种报纸的单期印数高达200余万份，电视台共120余家，覆盖全国近95%的人口。至2000年，俄罗斯全国性报纸增长至286种，电视台增加至1000余家，其中主流媒体有《真理报》、《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以及苏联中央电视台和地方政府主办的电视台等。主流媒体转型前的报道内容主要侧重“党政大事”、“社会热点”、“经济新闻”、“友好国家新闻”、“对西方的批评”、“国际热点新闻”、“体育休闲”等方面。总体而言，在1985年媒体转型之前，各大主流媒体对娱乐休闲的报道相对较少，严格意义上的纯娱乐报刊或电视节目在转型之前是不存在的。但在转型以后，各大媒体都根据市场需求走上个性化发展，传媒内容不再千篇一律，选美比赛、时装展示、脱口秀、赌博、冒险等娱乐内容增加，内容更加丰富多元。根据《真理报》、《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在1984年、1987年、2001年的月均抽样数据统计中（如图1），三家媒体的娱乐广告版面占比由1984年的9.73%、15.1%、15.18% 增加至2001年的24.38%、37.33%、49.24%。据统计，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新兴娱乐报刊与传统严肃报刊之比高达9∶1。在电视领域，各大电视台的娱乐游戏类节目播出时间占比已经达到55%～60%。在传媒内容多元化的同时，娱乐内容也大量增加。凤凰至尊平台
2．主流媒体功能的丧失，色情信息进入主流媒体。在媒体转型之前，苏联主流媒体不仅要向受众提供知识与文化信息，还承担着政治宣传使命。但当时的苏联媒体也有娱乐的一面，那时媒体的娱乐内容是经典、严肃、高雅的，更多展现的是普希金与莱蒙托夫的诗歌、奥斯托洛夫斯基的歌剧、柴可夫斯基的乐曲、列宾的绘画、乌兰诺娃的芭蕾舞等。而转型后媒体的娱乐内容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1988年，苏联颁布第一部《合作社法》，允许私营合作社从事出版、影视拍摄活动，随之导致色情、暴力、低俗电影与书刊在市场上泛滥成灾。在全国8000余种报刊中，仅色情报刊就有1000余种，如《X俱乐部》、《风流往事》、《男人世界》、《花花公子》、《流氓》、《极限》、《比基尼》、《酷妹》等，甚至作为主流报纸的《莫斯科共青团报》都开设了“闲娱时光”专栏，公然刊登色情按摩、色情桑拿广告，并清晰标明是色情服务信息。在电视娱乐节目中，低俗、淫秽、刺激类内容层出不穷，如色情电影、色情广告、暴力节目、赌博节目等，其中有超过100家电视台（如俄罗斯独立电视台、电视第一频道、第二频道、莫斯科电视台等）从晚上23∶00至次日上午8∶00播放色情片或暴力片，而且在一些新闻节目中甚至出现了“裸体”主持人。此外，媒体过度娱乐化使真正的新闻人和作家的作品无法接触更多的读者和观众，而以娱乐化手段杜撰的政治丑闻、低俗色情小说却在市场上大卖。可见，转型后的俄罗斯媒体娱乐化发展高度激进，媒体的娱乐功能发生了严重异化，主流媒体不再以知识传播与文化传承为主要目的，转而通过快速吸引受众来追求经济收益，对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的主流文化建设成果造成了严重破坏，迄今仍然贻害俄罗斯的主流文化。
二
主流媒体放弃意识形态责任的危害与后果
主流新闻媒体不仅承担着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功能，还肩负着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承的职责。主流媒体的过度娱乐化会带来两种危害。
1．主流文化日益边缘，西方文化长驱直入。主流媒体过度娱乐化就是文化市场化、商品化的一种产物，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正是用“娱乐+资本+工业化”的手段在全球拓展开来的。苏俄媒体在20世纪90年代的过度娱乐化带来了严重后果。转型前，苏联人民有信仰、有激情、有追求、有奉献、有担当，对生活充满信心和希望，但转型后，人民的文化价值取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苏俄媒体抛弃自己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开始大肆宣扬西方生活文化的优越性，西方国家的生活娱乐方式——沙滩、日光浴、“性自由”随之堂而皇之地侵入媒体文化。苏俄主流媒体主动放弃了意识形态建设的主体责任，导致那些在欧美国家受到严格管控的色情电影在苏俄市场畅行无阻首存活动申请。媒体娱乐化诱导苏俄民众对西方文化产生盲目崇拜，人们开始质疑甚至蔑视自身的民族文化。在今天的俄罗斯，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媒体寥寥无几。可以说，之于苏联亡党亡国的悲惨结局，苏联主流媒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大众精神生态失衡，人文精神陨落。主流媒体过度娱乐化造就了一批“迷途”的受众。在社会主流文化严重失范的环境下，传媒的商业逻辑重于文化逻辑，媒体提供的娱乐趋于肤浅、恶俗，缺乏冷静思考和精神参与；媒体的消费主义和泛娱乐化不断瓦解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导致受众的精神生态面临失衡。受众只是用娱乐化媒体来消遣时间，沉溺于媒体构建的虚拟世界而无法自拔，行为逐渐趋于寻求刺激、自我放纵、焦虑恐慌、暴力宣泄和逃避现实。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媒体深陷西方文化殖民的泥潭，受众在娱乐化的氛围下变得思维怠惰、情感麻木，一味追求低级趣味，人文精神丧失殆尽。众所周知，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浩博娱乐APP。但媒体内容的过度娱乐化恰恰会带来人文精神的堕落与价值沦丧，甚至造成灾难性的社会后果。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俄罗斯青少年的犯罪率不断攀升。由于青少年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缺少辨别力与约束力，而俄罗斯青少年沉浸在泛娱乐化的环境当中，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他们无视学校纪律、迟到旷课、弃学或离家出走，混荡于社会；吸烟、酗酒、吸毒、盗窃行为屡屡发生。根据俄罗斯学者卡列耶夫于1991年开展的名为“青年人的社会生活目标与政治取向”的社会问卷调查显示，俄罗斯青少年认为“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时髦享乐的生活方式”是其生活的目标，而对刻苦学习、事业上进与社会责任并不感兴趣；那些在“愿为社会做贡献”、“为国家分担困难”、“希望获得文学、艺大众娱乐术科学等文化财富”等问题上回答“否”的青少年群体比例均高于95%。媒体转型期间的俄罗斯未成年人犯罪率从1990—1994年增加了两倍，犯罪年龄趋小，女性犯罪人数大增：在1994年，每万名未成年人中有242人犯罪，且最低犯罪年龄已由16岁下降至14岁。该调研结果充分显示了媒体过度娱乐化的负面效应，显示出严重的受众精神生态失衡与社会集体精神危机，导致社会不稳定性加剧。
三
对中国主流媒体发展的警醒
中国主流媒体发展必须要“以苏为鉴”，时刻坚守主流媒体责任，充分结合中国媒体发展的实际情况，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媒体发展道路。
1．坚守主流媒体责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严重影响人们的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党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发展，繁荣文艺创作，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这为中国主流媒体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媒体要对过度商业化、娱乐化的现象有清醒的认知，找出解决办法，时刻坚守社会责任。中国主流媒体的发展绝不能走苏俄媒体的老路。
2．坚定中国特色媒体发展之路。要充分认识到，资本与文化工业相结合所带来的严重问题，绝不是“限娱令”所能够根除的，而是需要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传媒业发展之路。实际上，对于苏俄媒体过度娱乐化的现象，当时的苏联政府并未置之不理、无所作为。早在1991年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就通过了《关于采取紧急措施打击宣传色情、暴力和伤害行为的决议》，用来解决色情电影、录像和出版物的社会传播问题，但这一问题直到苏联解体时都未曾解决。因为，泛娱乐化的媒体生态一旦形成，即使颁布法令加以管制，媒体也会因资本利益驱动而不择手段地发行畅销的娱乐内容。俄罗斯经过近20年的治理才使媒体重回正轨，但至今，娱乐化内容在媒体中的比重依然很高。所以，对于中国媒体而言，“限娱令”绝不是终点。从2011年颁布“限娱令”至今已有十年，我国主流媒体依然存在泛娱乐化倾向。2021年10月29日，中宣部与广电总局对4省市广播电视台进行“约谈”，指出其存在过度娱乐化、追星炒作等问题，这足以说明我国媒体娱乐化的问题治理尚未完成，这项任务是长期而艰巨的。特别是随着信息传播技术手段的快速发展，自媒体成为媒体泛娱乐化的另一种力量。全媒体时代的娱乐化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如吃播、美女主播、带货直播等娱乐形式的出现，娱乐至上的价值观开始以自媒体形式影响一部分受众群体。对此，传统的行政监管机构很难有效判定这种媒体的娱乐内容是否得当、价值取向是否正确。在短视频与直播泛滥的时代，国难国耻戏谑化、性暗示、标题党等问题屡禁不止。这些更增加了媒体娱乐化的治理难度。中国自古就有“寓教于乐”的古老传统，如何继承中国古老智慧，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媒体发展之路，还需要各方面加大探索力度。
总之，20世纪90年代苏俄媒体转型的教训是深刻的、惨痛的。主流媒体的泛娱乐化态势一旦形成就很难消失，正如俄政府花费近20年的时间去治理这个问题，却仍然难以如愿。我国学者张国良曾指出：“在社会实践中，媒体就像一把双刃剑，既发挥着正面功能，同时也具有负面功能。大众娱乐媒体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可以监督环境，也可以泄露机密，可以协调社会也可以激化矛盾，可以传承美德，也可以伤风败俗。”因此，中国主流媒体一定要高度警惕泛娱乐化倾向，坚持以社会效益与文化建设为首要目标，同时，学界与业界也要集思广益，齐心协力维护好中国传媒生态的健康发展。（作者单位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
原标题：《主流媒体娱乐化之殇——苏俄媒体转型的教训及启示》
